包丽案后家暴防治政策有哪些调整

1. 司法实践中的变化

在“包丽案”后，司法实践中的家暴案件处理有了新的变化。例如，最高法在2023年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中，明确了恋爱、同居遭遇对方暴力，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此外，人民法院在2023年发出的各种人身安全保护令数量达到了5695份，同比增长了41.5%。这些变化表明，司法机构正在加强对非婚亲密关系中家暴的干预和审判力度。

2. 对虐待罪的理解和应用

在“包丽案”中，被告人的行为被认定为虐待罪，这是因为在案件中，被告人对受害人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这种行为既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例如殴打、谩骂、侮辱、限制自由、强迫超负荷劳动等，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如有病不治、不给吃饱饭、不给穿暖衣等。这一案例表明，对非传统实然家庭形态认定为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视角下的家庭关系是存在先例的。

3. 对家庭成员定义的扩展

在“包丽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大陆居民牟某翰与被害人包丽之间的同居关系构成了实质性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因此将二人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这一判决确立了婚前同居施暴须以家庭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司法规则。这意味着，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司法机构可能会将同居关系视为一种家庭关系，并据此应用相关法律。

4. 对精神虐待的认识

在“包丽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的长期精神打压行为造成了受害者的自杀风险，并对自己制造的风险状态视而不见。这一判决表明，司法机构正在逐步认识到精神虐待的危害，并将其视为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包丽案”后家暴防治政策的主要调整体现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化、对虐待罪的理解和应用、对家庭成员定义的扩展以及对精神虐待的认识等方面。这些调整反映了社会对家暴问题的关注以及法律对受害者的保护力度的加强。